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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也开始「氛围执业」了:当 AI 直觉接管法律,专业责任正在出现真空

The Economist 最近用 vibe lawyering 描述一个现象——继程序员之后,律师也开始靠 AI 直觉办案。但法律的错不能像代码那样回滚,真正的麻烦是判断让给了 AI,责任却还留在人身上。

一个新词,从程序员圈挪到了律师圈

The Economist 在 6 月底发了一篇文章,叫《The rise of vibe lawyering》。它本身不算长,但它让一个词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:vibe lawyering(氛围执业)

这个词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它的上半截 vibe coding(氛围编程) 在程序员圈子里已经火了一年多,大致意思是不写严格的需求文档、不把每一步想透,而是凭感觉给 AI 下指令,让 AI 产出代码,人凭直觉判断「这看着对」就往下走。Karpathy 当初给这种状态正过名,社区里有人推崇它快,也有人骂它在堆技术债。

The Economist 做的事情,是把这套「氛围式工作」的标签从程序员身上撕下来,贴到了律师身上。按那篇文章能公开看到的描述,越来越多律师开始用大模型起草文书、检索判例、甚至给出初步法律意见,而其中一部分人并不逐字核对 AI 写出来的东西。

这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,倒不是因为它有多惊悚,律师用 AI 早就不新鲜了。真正有意思的是这次「挪用」本身:当一个用来形容「不严谨、凭直觉」的工作方式的词,被正经安在了一个以严谨立身的行业头上,它到底在暗示什么。

同样的「氛围」,代价完全不同

vibe coding 之所以能成立,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级,是因为它的容错率高。代码写错了,编译器会报错,测试会挂掉,最坏也就是上线之后回滚(rollback)一次。程序员手里有 Git,有 CI(持续集成),有一整套「错了就撤回」的安全网。氛围再飘,落地的时候总有人兜着。

法律没有这张网。

Vibe Coding 和 Vibe Lawyering 的代价对比

一份法律文书里,如果 AI 编了一个不存在的判例,律师没核对就递上去,后果不是回滚能解决的。轻则被法官当庭驳回、丢掉客户信任,重则触犯执业纪律、被吊销执照。过去两年里,欧美已经出现过多起律师因为提交了 AI 虚构判例而被法院处罚的真实案件(这类案件有公开报道,但每一起的处罚轻重各不相同,不宜笼统而论)。

换句话说,vibe 这个动作没变,变的只是它落地的表面。代码错了,损失是一次提交(commit);法律意见错了,损失可能是一场官司、一份合同,甚至一个人的命运。同样是「不深究细节」,落在不同领域,代价差着好几个数量级。

问题不在 AI 够不够强,而在领域容错率。

顶级机构也在踩同一个坑

如果说律师个人翻车还能归咎于「不够谨慎」,那专业机构的翻车就更说明问题。

最近被反复提起的一件事发生在 KPMG(毕马威)。据 AI 行业媒体的转述,KPMG 的一份 AI 生成报告里出现了严重幻觉,错误地把 UBS、NHS 等机构点了名,报告最后被撤回。四大这种级别的咨询机构,内部本该有最严格的审核流程,结果一份对外报告照样带着 AI 编造的内容走了出去,直到事后才被发现。

这件事和 vibe lawyering 看似无关,其实是同一个病灶:当人把「判断」这件事让渡给 AI,自己只保留了「转发」的角色,出错的不是 AI,是那道本该由人把关的环节。

律师也好、咨询师也好,专业服务业卖的本质上不是信息,是判断——这件事能不能做、该怎么做、风险在哪。AI 把信息生产的成本压到了接近零,于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:既然信息这么便宜,那判断也跟着便宜了。但判断并没有变便宜,它只是被悄悄跳过了。

真正的麻烦:判断让出去了,责任还在

这就触及了 vibe lawyering 最核心的地方,也是它和 vibe coding 最本质的区别。

程序员让 AI 写代码,责任链是清楚的:代码是你提交的,出了问题你负责,但你可以改、可以撤。律师让 AI 写法律意见,责任链出现了一个错位——AI 帮你做了判断,可上法庭、被处罚、丢执照的,只能是你。

AI 不会上法庭,人会。

AI 输出到律师签字之间的责任链断裂

也就是说,专业责任的承担者和实际判断的做出者,正在被悄悄剥离开。律师把脑力活外包给了模型,但执照和法律责任没法外包。这部分被悬空出来的责任,既不在 AI 身上(它没有法律主体资格),也没法完全算在律师头上(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去做那个判断),这就是我想说的责任真空。

一个领域里这种真空能撑多久,取决于两件事:监管追不追得上,以及出事的代价有多大。法律的特性决定了它出事代价通常很大,而且很滞后。一份有问题的合同,可能要等到三年后对簿公堂才爆雷。vibe lawyering 欠下的账,也因此可能要等很久才会集中来兑。

vibe 能蔓延多远,取决于能承受多少不可逆

把两件事并在一起看,脉络就清楚了。

vibe coding 和 vibe lawyering 是同一个工作范式——不深究细节、凭 AI 输出的直觉往下走。它们的差别不在工具,在落地领域的「不可逆程度」。代码的错可以删掉重写,一份法律意见的错会写进一个当事人的现实里,改不回来。

所以「vibe」这种工作方式能蔓延到哪个领域,本质上不取决于 AI 变得多强,而取决于那个领域扛不扛得住不可逆的代价。编程扛得住,所以 vibe coding 成了一种可以接受(虽然有争议)的流派。医疗、法律、审计、工程签字这些领域,共同点是错的成本极高又无法撤销,它们天然是 vibe 化的抵抗区。

The Economist 把律师贴上 vibe lawyering 这个标签,与其说是在报道一个新趋势,更像是在递一个提醒:当一个最讲究「字字有出处」的行业,也开始流行「凭感觉」的时候,最先撑不住的可能不是效率,而是那层让整个行业得以运转的责任信任。

对普通从业者来说,这件事其实落到一个很具体的动作上:AI 可以帮你写,但签字之前那最后一眼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钱。不是 AI 不行,是那一眼本来就该是你的活,现在它依然是。

参考来源

以上来源用于观察 The Economist 的发布口径与议题框架。文中提到的律师处罚先例与 KPMG 事件,具体细节应以法院文书与机构官方声明为准,不等同于已独立核实的事实背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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